今年以来，中央多次提及构建“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”。我国形成“双循环”的新发展格局，将带来经济社会空间格局深刻变化，交通运输作为区域间的连接纽带和区域发展的基础条件，将极大影响我国区域循环体系转换，对新发展格局形成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一是国际循环实现自主可控，完善全球战略性通道和支点布局是基础保障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，全球化逐步由扩张阶段进入收缩阶段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环境更大的不确定性，全球市场萎缩、供应链断裂、经济问题政治化使传统国际循环模式遇到更加严峻的挑战。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，我国作为“世界工厂＋世界市场”，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，做到货物“出得去”“进得来”，构建安全可靠、能力充分的国际物流供应链是基础。

二是对外循环东部仍为核心，西部和东北地区中转枢纽地位不断凸显。我国高新技术企业、高校大多集中于东部地区，东部仍是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材料研发等科技创新的高地，东部还拥有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、山东半岛等世界一流的城市群、港口群、机场群。无论从提升国际产业链地位还是保障国际供应链安全来看，推动更高质量对外开放、建立高水平外循环体系的任务主要还是在东部。从地理区位看，对外供应链体系除东向太平洋方向外，西向中亚、西亚、欧洲方向，南向东南亚、南亚、印度洋方向，北向东北亚、俄罗斯方向，西北、西南和东北地区都处于衔接、中转位置，应当聚焦“六廊六路多国多港”，注重与周边国家交通设施互联互通，加强西安、乌鲁木齐、昆明、南宁、喀什、哈尔滨等西部和东北地区国际枢纽建设，提升中欧班列服务水平，着重提升新疆、云南、广西等陆上口岸通过能力和效率，避免成为外循环体系的“梗阻”。

三是区域间循环“量降质升”，跨区域运输模式面临重塑。从目前我国产业体系结构来看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提供大量能源、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要素，东部地区更多是工业产品输出，跨区域、大宗物资的流通循环是我国循环体系的显著特征。未来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实施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，我国产业结构面临全面转型升级的需求，高能耗、高污染、低效率的重工业产业将进一步压减，“能源交换商品”的跨区域运输模式面临重塑，对于区域通道运能的要求不再是重点，取而代之的是对运输质量和效率的更高需求，应更加注重运输结构优化，优化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运输通道方式结构配置，加强区域内交通网络与国家大通道的衔接，拓展民航、高铁以及新一代轨道交通等高等级快速网络，提升物流时效性和专业化水平，以适应要素流通需求的变化。

四是区域内循环以城市群为核心、辐射周边中小城镇，着力强化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交通辐射能力。从多年实践来看，以大城市、城市群为核心、带动区域发展的模式更加符合我国发展实际。目前，我国城市群布局集中于中东部地区，而在投资边际效益方面，中东部提升空间显然低于西部，且受生态、土地等要素制约更多。拉动区域内循环应重点着眼于西部和东北地区，在支持京津冀、大湾区、长三角等成为世界级增长极基础上，着力培育成渝、喀什、沈大、北部湾等城市群，优化城镇化布局，降低要素循环体系的摩擦和阻力。交通运输历来作为区域开发的“先行官”，应先一步布局谋划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，在中长期交通战略规划中，突出城市枢纽的锚固作用，助力西安、乌鲁木齐、长春、沈阳、昆明等成为新增长极，发挥高铁站、机场等大型交通枢纽的辐射作用，完善以轨道交通为主体、城际交通与城市交通高效连通的多层次出行体系，保障区域内客流、货流高效流动。

五是区域内循环以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为主要拓展方向，加快推动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。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刚过60%，广大农村地区成为内循环体系主要拓展空间。一方面，占总人口10%至15%的农村地区向城镇转变，承载部分城市功能，改善城市资源紧张局面，增强城市发展动能；另一方面，占总人口25%至30%的农村地区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要求，推进农民消费升级和农业农村现代化。应畅通城乡流通体系，加速推进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障，持续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，提升城乡客运基本公共服务水平，构建便捷高效的“工业品下乡”和“农产品进城”双向交通网络，加强交通与乡村旅游、餐饮、体验服务等业态融合，增强专业化物流对现代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撑保障能力，推动城乡之间形成更加良性的协调互动、双向互济新格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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